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股赢家。
西藏雪域是众多艺术家与文化人心中的“文化圣地”，以此为主题展开的美术创作汇成了中国艺术家一部多彩的“精神史”。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宣告成立之时，一支由广东、浙江、四川青壮年艺术家组成的采风团队，曾随中央代表团赴藏。他们亲历自治区成立大会，深入藏区高原和藏民生活，记录西藏解放巨变，并为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创作多幅巨制，更为中国文化史留下浓重一笔。
当年入藏的七位艺术家中，梁世雄、刘济荣来自广东，均为岭南画派重要传人。他们深入藏地，历时半年，行程千里，成为新中国首批以现实主义题材描绘西藏的艺术家，传承光大岭南画派精神，绘就粤藏山海之情。
2020年，以岭南美术出版社编纂《梁世雄全集》为契机，梁老有关此次西藏艺术之旅的大批珍贵记录首次被研究者发现梳理。2023年，编辑团队通过多方联络与打听，终于找到了当年入藏的七位艺术家或其家属。尽管资料多有缺失，但由于每位艺术家及其家属都对那次西藏之行极为重视，故而文献资料的脉络依然清晰。
展开剩余90%2025年，中国美术馆原副馆长梁江与岭南美术出版社团队，捧出重要成果——他们编撰《雪域使命——1965年中央委派艺术家入藏图像史》，挖掘出60年前那一场绚丽酣畅的艺术壮举。
值此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羊城晚报记者翻查本报过往对梁世雄先生的请益，通过采访梁世雄、刘济荣等画家后人，以及《雪域使命》研究编撰团队，试图再现这段粤藏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切片。
踏上旅途：
新中国首批以现实主义题材描绘西藏的画家来了！
“西藏之行，将会留下一段难忘的经历。我想这次不单是为了画一批画，也是要在思想、生活、技法三方面得到全面的锻炼。”1965年8月，时年32岁的广州美术学院教师梁世雄，郑重地在一本全新的蓝色封面笔记本上，写上了第一句话。
多年之后，梁世雄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也曾多次回忆起这段往事。
“当时要求年龄在三十岁左右，因为西藏自然环境严峻，年纪太大的老师不行。”梁世雄说。那次和他同行的，还有六位青壮年艺术家。他们是：同样来自广美的刘济荣（34岁），以及来自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姚耕云（34岁）、杜英信（25岁），还有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的牛文（43岁）、李焕民（35岁）、藏族艺术家其加达瓦（20岁）。
如后来我们所知道的，这七位艺术家成为了新中国首批以现实主义题材描绘西藏的画家。当时他们被分为两组——刘济荣、梁世雄、姚耕云、杜英信从事国画创作，被称为“国画组”；牛文、李焕民、其加达瓦从事版画创作，被称为“版画组”。其加达瓦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虽然我们两个组从事的画种不同，但我们共同的目地和任务都是为北京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创作美术作品。”
两组艺术家行程有别，且到达拉萨以后，住处距离较远，很少同时参加某一项活动，最终只在采风之旅的尾声会合。据中国美术馆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梁江等人的考究，版画组三人结束拉萨庆祝活动，由藏北当雄县开始近五个月的写生和创作，国画组四人也在有关部门安排下离开拉萨，开始深入生活的行程。
为了准确梳理七位艺术家西藏之行的路线，梁江及研究团队在2023年多次拜访其加达瓦，但年近80的其加达瓦已经很难完整回忆起版画组当年的具体行程。所幸的是，在其他艺术家的艺术年表及作品创作信息里，尤其在姚耕云的艺术年表上，他们将国画组的行程路线与速写作品上的题记，一一对应了起来。
一张历时半年、跨越千里的行程图渐露真容：他们在西藏的行程以拉萨为中心，东至与四川交界的昌都，北至临近青海的那曲股赢家，南抵与不丹交界的亚东，西至日喀则。
关于这次入藏的壮举，姚耕云曾自豪地宣称：“9月18日，从拉萨乘汽车出发，沿川藏公路作采风之旅，写生路程达2313公里。随车先后翻越二朗山、折多山、雀儿山、甲皮拉山等14座大山，跨过大渡河、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急流十余条。”
“他们不畏西藏海拔高，气候恶劣，交通不便和语言不通等障碍，从藏北草原到藏区农村参观访问，与藏族同胞打成一片，深入了解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收集创作素材。为期数月的写生创作，他们去过很多地方，走进牧区，深入农场，寻访哨所，走近边陲，几乎踏遍了能去的所有地方。”梁江说。
七位画家结束西藏之行后，返程途经敦煌，还一起观摩、临摹敦煌壁画。期间，版画组创作出了一批有广泛影响的木刻组画，于1966年春节前夕回到了四川。按预定安排，国画组在1965年12月返回北京，并在北京西藏办事处开始了长达四个多月的闭门创作，最终完成了四张大型巨制。
难忘见闻：
与见所未见的雪域高原素材撞了个满怀
一路风餐露宿，满目奇观，让艺术家们大饱眼福。
杜达英在后来的回忆里写道：“波密四周之景集一年四季景色于一图，壮美伟雄，令人叹为观止。霞客如能游历川藏路，则黄山之奇伟峻险又何足道也。”当他们回到四川，瞻仰宏伟的乐山大佛时，只觉大佛“与川藏路之雄观奇景相比，似盆中观景”。
高原之旅给青年艺术家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远远不止于风景。
正如广东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张雪峰所指出，西藏自治区的成立绝非简单的行政区划调整，而是一场以制度重构实现社会形态跃迁的深刻变革。这场变革确立了新型的社会制度，使农奴的命运发生根本性转折，所有藏族人民的命运从此被改写。
社会变革让世代生活在农奴制枷锁下、长期被当作“会说话的牛马”的农奴和奴隶，第一次拥抱自由，从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在刘济荣的手稿中，记录了一位名叫盘珠措姆的75岁老阿妈。她为农奴主当了63年的奴隶，当她不能劳动的时候，农奴主就把她撵去讨饭。平叛之后，民主改革分到房屋和土地、衣服、家具，互助组的青年轮流为她照顾生活。
她告诉刘济荣：“旧社会60多年，农奴主给我的只有一条批（被）子和‘糖锅’（讨饭用）。解放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给了我这么多的东西。在旧社会，我希望尽快地升天（死去）。新社会，我希望多活73岁。”
克松是藏区最早成立农民协会的地方之一，在中国共产党推动的西藏民主改革进程中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在四百多年历史的克松谿卡庄园，艺术家们访问了从小当奴隶，受尽迫害而反抗的尼玛次仁，参观了农奴的监狱和他们居住的牛房，深受震撼。
梁世雄记录到：“这座庄园不知花了多少农奴的血汗，但设计这个庄园的木匠，却被领主砍去了右手，为了主人的吉利，还把木匠的四个孩子活埋了。在旧社会，奴隶确是成了会说话的牲口。 ”
藏族艺术家其加达瓦对此更是感同身受。据其自述股赢家，他出生在四川甘孜州甘孜县，九岁时候母亲病逝沦为孤儿，童年在农奴制度下饱尝人间苦难，屡次在死亡线上煎熬。“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才使我的家乡拨云见日，我和其他十个无家安身的孤儿才有了自己的新家——甘孜县新建的人民小学，新家不仅有吃、有穿、有住，还能上学读书，从此结束了我童年的噩梦，开启了我新的人生。”
来自内地的青年人，在这片陌生的高原上，与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雪域景观和生活素材撞了个满怀。一路上，青年艺术家们边走边看边画，持续创作，每人都画了不下五六百张的现场速写，还拍摄了数百幅难得的纪实照片。艺术家们不约而同地记录了同一个瞬间、同一个事件、同一群人或个体——
人们挥舞着横幅，成群结队地热烈欢迎中央代表团的到来，并隆重举办了欢迎大会与西藏自治区成立大会；藏区采风之旅上，他们忠实记录下了藏族同胞的日常生活点滴：忙碌收割的农夫，挤奶并制作酥油茶的女工，建设铁路的康巴汉子；在丰收的季节里，人们沉浸在劳动的喜悦之中，一堆堆晾晒的青稞、一垛垛丰收的棉花、一个个硕大的萝卜，无不彰显着“换了人间”的盛景。
“早晚温差大，气候寒冷，然而来采风的同志们尽最大的努力克服手足僵硬的困难，眼睛仿佛看不够，耳朵仿佛听不够，心里也时时洋溢着激动。”梁世雄记下了那段珍贵的生活，还记录了自己听到的西藏民歌：“亲爱的解放军啊，我们一块修路几个月。公路通了，你一定要到我家去一趟！你不用走路，我们有快马；你不用带干粮，我们给你磨最细的糌粑。亲爱的解放军啊，你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激情创作：
西藏题材甚至成为他们一生的艺术主线
入藏之行长达数月，从自然景观到社会生活不同层面都体察感受过了，新的生活经历大大充实和丰富艺术积累，为他们接下来的艺术创作做了坚实铺垫。
正如梁世雄在笔记上思考的：“这几天来画了不少画，恐怕是来西藏后画得最多的，也是毕业以来画得最多的一次。手也比较娴熟了，业务上要提高，不能离开实践。”
“版画组”三人团队在藏期间创作出了木刻组画《高原新歌》《藏族女教师》《毛主席的好战士——王杰》等有广泛影响的优秀作品。他们为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创作了《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主题木刻组画，分别是：牛文《毛主席派人来》《庄严的一票》；李焕民《西藏自治区成立大会》《人民代表次仁拉姆》；其加达瓦《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人民的大喜事》。随后，版画组受邀为西藏第一部报告文学集《高原新歌》创作插图。
国画组四位艺术家于1965年12月返回北京，并在西藏办事处闭门创作四个月。分别为北京人民大会堂西藏厅绘制巨幅国画《天堑变通途》（姚耕云）、《羌塘草原之春》（杜英信）、《雅鲁藏布江两岸丰收忙》（刘济荣）、《雪山雄鹰》（梁世雄）。
然而，创作完成后不久，时局变化而来。这四位艺术家为人民大会堂创作的原作品不幸遗失在历史的洪流中，甚至连保存记录也无从查证。
但幸运的是，透过四位先生精心保存的草稿以及他们后来重绘的作品，我们仍能窥见那些作品的非凡风采。尤其是梁世雄的数件草图，清晰地展示了作者的创作构思与优化过程。梁世雄为此精心绘制了三幅画稿，目前所存的、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雪山雄鹰》底稿，也是画家留存的最接近原作品的画稿。
“西藏之行，对每位艺术家都影响至深。”梁江认为，入藏还影响了七位画家一生的走向，重构了他们的艺术生涯。1965年之后，七位艺术家均创作了不少以西藏为主题的优秀作品。据艺术家本人或家属不完全统计，无论大小，合计达5000余幅。尤其是牛文、李焕民、其加达瓦、刘济荣四位艺术家，1965年后又多次入藏采风，以西藏为题材的创作甚至成为他们一生的创作主线。
刘济荣之子、广州市美协主席刘思东认为，刘济荣众多作品的创作源头，可以追溯至其入藏所画的速写与草图。其中，1972年应全国美展之需创作的《昆仑道班》，描绘的是暴风雪中四位男女青年养路工在铲雪的场景，由解放军、道班工人、藏族同胞组成的护路队无畏风雪保障青藏线的通行。
“西藏的生活居然确立了我一生创作的主导题材，一发而不可收拾。”刘济荣曾回忆：“1966年由拉萨坐汽车回敦煌，需七天七夜路程，晚上住公路道班，冰天雪地，火墙取暖。这条青藏生命线，全靠道班工人、解放军战士、藏族同胞的修理、保护，非常艰苦。沿路常见军民护路的情景，十分感人。1972年应全国美展之邀，创作了《昆仑道班》，画面环境是以一张简单的速写为依据的。”
版画家李焕民一生到西藏等藏族聚居区深入生活达33次，与藏族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和不解之缘，以精湛的艺术技巧表现藏族人民的劳动之美、生活之美，并因此获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
西藏之旅二十年后，杜英信梦魂萦回，创作四十米长卷《西藏万里行》，作品采用鸟瞰式的全景构园，如同宽银幕电影般地再现高原奇境，是其平生难得的宽幅巨幛之一。
在后来大开大合的山水中，梁世雄总是注意加入充满特色的小马、人物等点睛之笔，并称之为“画眼”。梁世雄画的小马上面往往是一男一女，他解释说：“当时我去到西藏，了解到在农奴社会里男女不能走在一起，我就画了两匹小马，上面两个青年男女，蕴意就是解放和自由。”
甲子回响：
历经岁月沧桑，以画笔见证粤藏山海之情
这段深入藏区的壮举，在一个甲子后传来了历史的回响。
2020年，岭南美术出版社正式启动“现当代岭南美术大家全集系列丛书”出版项目。在丛书第一套《梁世雄全集》的资料整理过程中，一批此前散落在历史尘埃中的西藏速写作品、排列整齐的西藏老照片以及保存完好的西藏工作笔记，得以重见天日。其中，梁世雄的《西藏日记》更是被收录进“综合卷”，成为我们探寻那段历史的宝贵线索。
艺术家们留下的近5000幅速写、2000余张照片、10万余字的述忆手记，构建起《雪域使命》的基本内容以及一个多维度的历史现场：
其中既有艺术家与翻身农奴同吃同住的温暖瞬间，也有他们在怒江天险前写生的惊险经历；既有对布德、阿羊等农奴命运的深刻描摹，也有对亚东林场、澎波农场新貌的热情赞颂。这些珍贵的图像与文字，不仅为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创作提供了艺术素材，更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首次系统记录西藏社会变革的视觉文献。
近年来，梁世雄秉承其岳父、著名岭南学术大家容庚先生所志，生活简朴。在家人的支持和帮助下，陆续整理出大批不同年代创作的美术作品，频频向国家机构进行“大手笔”捐赠。其中，《西藏写生》册页10余幅以及多幅反映西藏新貌的作品被中国美术馆，《西藏日记》等文献资料，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陆续举办的捐赠展，让当年共赴藏地的同行者再次相遇。受当年通讯条件限制，梁世雄与其加达瓦拉萨一别后便失去了联系。但事实上，两人几十年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近在咫尺。1999年，其加达瓦就调至深圳画院工作，退休后一直在深圳生活。
2021年5月，其加达瓦从当地新闻报道中看到梁世雄的画展在深圳举办，特别是看到《雪山雄鹰》的底稿，令他兴奋不已，夜不能寐。随后，他通过关山月美术馆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梁世雄。两位老人时隔56年后，第一次激动地通上了电话。其加达瓦保留着1965年在拉萨与梁世雄的合影，为了这次重逢，他特别冲洗了一张送给梁世雄。
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见面。《雪域使命》一书的责任编辑韩正凯告诉我们，在2023年此书编撰启动之际，当初的亲历者中尚余三老在生。但在编撰过程中，杜英信、其加达瓦相继于2024年12月、2025年3月离世，未能亲眼见证这本书的正式付梓。作为当年入藏画家中目前唯一在世者，梁世雄先生已长年住院疗养……
人世间最过动情处，不是相遇，而在重逢。画家们历经岁月沧桑，用画笔见证了历史，而他们留下的艺术经典和精神，正在不断发亮，启迪后人与历史重逢。
文 | 记者 朱绍杰股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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